高培勇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大学党委书记
以下观点整理自高培勇在CMF季度论坛（2023年中期）（总第63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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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甚高的加大宏观政策配置力度呼声
对于2023年的定位，从去年下半年二十大闭幕以来，有两句话似已深入人心：一是“2023年是事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局起步的关键一年”；二是“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的开局之年”。正因如此，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
也正因如此，在经历了持续三年的疫情冲击，特别是去年一系列超预期因素冲击之后，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全国两会，对于今年的经济工作目标，都采用了前所未有的、富有深刻意义的表述，那就是——“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我想也正因如此，今年各地政府对于经济工作的重视程度都远超以往，所采用的诸如“拼经济”甚至“救经济”等表述，同以往的“做”和“干”截然不同。
于是，我们看到，围绕着当前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要加大宏观政策配置力度”的呼声甚高，对于扩张的期望值甚高。刘晓光教授在CMF季度报告（2023年中期）中的说法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
二、宏观政策配置的两大分析样板
但是，认识到如下两个事实，对于当下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呼声就不得不格外关注：
其一，当下人们所议论的宏观政策是狭义而非广义，特指的是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立足当下的语境，又实际指的是扩张性宏观政策。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宏观政策如何扩张、以及扩张到何种程度的问题。
其二，当下我们身处的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非高速发展阶段。具体落实到今年的工作当中，是指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阶段不同，背景自然不同，固然可对宏观政策配置格局作多方面探索，但有一条可以确定：一定要有所不同，甚至大不相同。
如何才能做到有所不同甚至大不相同？不妨以两个分析样板作为参照系，作比较之用。
第一个分析样板是实践层面的。在高速增长阶段，宏观政策配置格局的一个突出样板是2008-2010年的宏观政策配置格局。2013年7月25日，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概念，我们在今天讨论宏观政策的配置时，也要以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作为一个分析样板，让现今的宏观政策配置格局有别于2008-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宏观政策配置格局。
第二个分析样板是从理论层面的，即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5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指挥棒告诉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前进，红绿灯告诉我们哪些方面可以走、哪些方面不能走。
除此之外，统筹发展和安全也可以看作成一个分析样板，强调要把发展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
实践分析样板提醒我们，要避免再次走入一段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理论分析样板告诫我们，一定要立足高质量发展阶段来谋划宏观政策的配置格局。因此，清晰地界定宏观政策配置在当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十分重要的。
今年2月7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进一步引导经济主体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总书记还强调，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就章、竭泽而渔、唯GDP的道路。这也是要强调新发展理念的原因所在。
今年3月17日，李强总理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这样说到：“需要提醒的是，现在各地上项目的积极性很高，有关部门要加强规划和提示引导，防止重复建设，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
4月23日，国务院第一次专题学习确定的主题就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
这实际上告诫我们，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我们要量的增长，但更要质的提高，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同等重要，不能以GDP增长速度来论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们关于发展目标的表述，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后面加了一个“更”——更为安全。从这一层面而言，我们对于当前宏观政策的配置一定要同以往有所不同。对此我的建议是，围绕着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要在实践样板和理论样板的基础上比较着做，对比着干。
三、宏观政策配置的新特点
那么，这种不同应具体体现在哪儿？现在看来，至少有以下两点可以明确。
第一，宏观政策配置要做成本效益分析。“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一提法即是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为何会有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的提法？因为，任何政策的成本和效益都是并存的，前期刺激政策显然存在积极作用，否则不可能出现中国经济在2010年以后的快速恢复；但同时刺激政策也会带来成本，需要时间去消化。我们要做的即是——“增效益，降成本”，在增加效益的同时着力降低成本。任何宏观政策的实施，尤其是扩张性政策，都会带来一定的成本。一个基本常识是，不付出成本就不可能取得效益，付出成本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效益一定要大于成本。经济学研究宏观资源配置，其中一个基本原理是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效率同样强调“所得要大于所失”。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关宏观政策配置的分析，往往仅着眼于效益或更多关注于效益。比如，基本分析逻辑是潜在GDP增速如何，实际GDP增速如何，要拉近潜在和实际经济增速之间的距离，需要何种或多大的扩张力度，才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目标。显而易见，这种逻辑缺乏对成本的把握。比如未考虑到成本如何，扣除成本后的效益还剩多少，是否有可能变成负效应等等，这些同样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我建议，在有关宏观政策配置主张的分析中加上对于成本的分析，要将成本和效益计算清楚，不能只讲效益不讲成本，或者只论证取得的效益，而不论证付出的成本。当然，成本和效益既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实物和货币的，也包括客观和主观的，有形和无形的，都要计算妥当。
需要明确的是，成本的天花板和红线在于安全，即不能危及、触发或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因此，我还建议，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要坚持“挤牙膏式”地扩张。所谓“挤牙膏”，既非开闸放水，那会导致大水漫灌，也非“拧水龙头式”的防水，那样把握不好扩张力度。“挤牙膏”是非常形象的说法，那就是要精准，不仅要把“牙膏”挤到“牙刷”上，而且是需要多少挤多少。
第二，宏观政策配置要注意对症下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还有体制性的，并非都可以通过“逆周期调节的扩张政策”来解决，更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将“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作为一个分析样本，它实际上提供了用“一味药”或寄希望于用“一味药”来解决经济运行当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一个负面样板。所以才会出现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一说法。旨在逆周期调节的扩张性宏观政策，没法做到“包治百病”。在面对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体制性问题上，很可能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
刘晓光教授在CMF季度报告（2023年中期）中也提到了三重压力，即来自需求方面、供给方面还是预期方面的压力。我们应当清楚，这三方面的压力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是存在隶属关系，其中最重要、最基础、最关键的压力来自于预期。正因为如此，总书记在2月7日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引导经营主体进一步稳定预期。
如何稳定预期？诚然，政策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需要通过改革。所以，我们要避免在政策轨道上，特别是扩张性宏观政策配置的轨道上出现“塞车现象”。一旦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很可能会用力过猛，也很可能会引发大水漫灌，导致成本过大，甚至产生财政和金融风险。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改革的归改革，政策的归政策；桥归桥，路归路；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总而言之，宏观政策不能“病急乱投医”。在当前，要特别注意宏观政策配置必须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必须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住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发展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为此，我们要不断地警醒、反复地告诫自己，我们身处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非高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论从理念、思想、战略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都显著区别于高速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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