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天，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后人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预展，引发舆论喧哗。这一事件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并宣布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
沸沸扬扬的舆情背后，我们看到了两个关键词：信任、期待。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文物机构藏品总数为5082.8万件/套，其中，国有博物馆藏品为4233.3万件/套，占藏品总量的83.3%。如此丰厚的家底，有一个群体功不可没——捐赠者。一些大型国有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近1/4来自各界人士的捐赠。大批私人藏家以极大的热情、诚挚的信念参与文博事业的建设，将个人力量汇入文化繁荣发展的进程中，有些甚至将家族几个世纪的收藏捐了出来。这份慷慨，来自于对公共文博机构的信任，绝不可辜负。妥善保存捐赠品，是文博机构应有的责任；了解捐赠品的动向，也是捐赠者理应受到的尊重。
回到南京博物院处理庞莱臣后人捐赠一事，虽然藏品所有权自交付时已依法转移至国家，现行法律亦未规定受赠人负有向捐赠人或者其继承人返还已交付捐赠物的义务；但5件画作从20世纪60年代被鉴定为“伪作”到20世纪90年代馆方决定划拨、调剂，直至被销售，捐赠者后人毫不知情，这是否合情合理？而对于被认定为伪作的捐赠品，处置方式是否只有剔除出馆藏一条路径？不是名家真迹，不代表没有价值。翻开艺术史长卷，许多名作的生命，其实是靠摹本延续的。以“书圣”王羲之为例，其真迹早已荡然无存，即便是那些“下真迹一等”的钩摹古本也稀若拱璧。就算没有如是珍稀，曾历经多位收藏名家递藏的临摹品，也不失为博物馆研究、鉴定提供参照。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公众的认知里，这里是保管文物最安全、妥帖的地方，也是非正式学习最好的场所之一。近些年，“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文博场馆正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份期待，当得知博物馆馆藏流向市场，即便程序合法合规，人们难免错愕，继而产生怀疑。
无论是对捐赠者后人还是公众，期盼南京博物馆尽快给出明确说法，把事实讲清楚、对疑点进行清晰回应，让争议止于真相，而不是在猜测中不断发酵。这远不只是回应一场争议，更是在为公共文博体系补上一块最基础的信任基石。处置得当与否，关系到捐赠者的情感、公众的信任、博物馆的声誉，更关涉到文化和文明的传承。
眼下，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进行中，博物馆界也应以此为契机自查是否存在工作漏洞，进一步加强对捐赠文物和馆藏品的规范管理，建立起更公开、更透明、更规范的流程，以最严谨的制度，来匹配文物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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